作者：张柏春（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
近年来，中央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明确提出到2035年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到2050年建成世界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面对如此光荣的使命，我们应把握世界科技发展大势，理性判断我国科技发展所处的阶段及其与国家发展需求之间的差距，从而明晰努力方向和着力点。
在上世纪50年代，我国逐步建成中国科学院、国防科研院所、中央部委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等几路科研“大军”。随着时代的发展，科技实力大幅度增强，科技“大军”的结构和内涵也在不断演进。在新时代，各路科技“大军”应该扮演怎样的创新角色？这是关系到科技战略布局与体制改革的重要问题。
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企业及其研发机构完成和参与了大多数的技术发明和创新，特别是面向广泛市场需求的创新。企业最了解产业的科技创新能力差在哪里。它们是为了在市场竞争中获胜和盈利而努力创新，不是简单地为了生产新知识而创新。企业在创新能力不足的阶段，为了补短板和盈利而更加重视引进技术和设备，这无可厚非。国家应在贷款、税收等方面为企业提供帮助和政策支持，而不一定是直接向企业投入科研经费。当然，企业须深化改革，真正建立以创新为导向的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强大的、高水平的研发中心，有效吸纳顶尖创新人才，成就创新业绩。
作为一个面对多方面竞争压力的大国，我囯需要有自己的战略科技力量。现代强国和大国的经验表明，包括国家实验室在内的战略科技力量可以聚焦国家发展需求，发挥凝聚科技资源的优势，做那些分散的企业和其他创新单元不好做的大事，特别是那些跨学科、跨领域的创新活动。这和我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经验是一致的。应用性质的创新须满足重大的发展需求，而基础科学研究则追求第一。国家战略科技力量还须着眼于长远发展目标，着力提升科学原创能力，取得国际公认的处于领跑位置的成果，起到引领未来发展的作用。
19世纪以来，高等院校发挥着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等多重功能，与科研院所、企业在创新能力方面形成互补。例如，德国科学家获得了几十个诺贝尔奖，大约一半出自大学，另一半出自具有国家战略科研力量地位的马克斯·普朗克学会及其前身威廉皇帝学会。我国高等院校在改革开放后建立起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教育体系，越来越多的院校向研究型大学方向快速发展。我国高等院校作出的最重要的贡献是大规模造就青年人才，源源不断地为企业、科研院所、大学、政府部门和其他机构输送最具创新活力的生力军，同时还大力开展了科学的自由探索及其他创新活动。
我们很难想象，一个知识产权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和有效保护的环境如何能很好地激发人们的创造力，迸发科技创新活力。创新强国也是知识产权保护做得好的国家。在我国，人们通常将创新文化，或者说科学文化，视为“软实力”和软任务。我们一直在提倡建设创新文化、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但落实起来总显得雷声大雨点小。其实，我们可以换个思路“硬化”创新文化建设，就是通过深化体制改革，改进评价机制，完善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的法规，消减那些有害于创新的文化因素。只有善待创新者，保护他们的知识产权，让虚假的“创新者”付出应有的代价，才能引导更多的个人、团队、企业和其他机构投身创新，敢于啃硬骨头，破解制约发展的难题，为世界贡献新知识。
当然，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在许多科技领域与国际领先水平尚有不小的差距，关键领域核心技术对外依存度过高。在着力提升创新能力的同时，我们仍须营造一个良好的国际合作环境，积极引进、消化吸收国外先进科学技术。现在，我国科技论文产出已经跃居世界首位。我们期待科技、经济、教育等领域都脚踏实地践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企业早日跻身世界创新型企业的榜单前列。
《光明日报》（ 2018年06月04日 0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