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idi Larson 敦促说，为了使人们对错误信息免疫，公共卫生研究人员必须构建可以带来信心的真实关系。
今年，美国出现了一些要求结束封锁的集会，示威者举着“要真相不要恐惧”“我需要理发”的牌子，还有无处不在的“疫苗会造成伤害和死亡”的惊人标语。这体现了 COVID－19 大流行所带来的日益紧迫的一个挑战：围绕错误信息动员起来的数字化抗议。公共卫生领导人应该如何应对？
相关图书
《进退两难：疫苗谣言从何而起又为何驱之不散》（Stuck： How Vaccine Rumors Start — and Why They Don’t Go Away）作者：Heidi J． Larson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2020）
这就是《进退两难》所要解决的问题，这本书写于疫情发生前，当时西方富裕国家对疫苗的反对似乎多于追求。在这本书中，人类学家、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院疫苗信心项目（Vaccine Confidence Project）主任 Heidi Larson 梳理了影响民众（主要是高收入国家的民众）对疫苗态度的因素——社会、心理、政治、历史和文化因素。
Larson 认为在新自由主义的特殊背景下，人们将医疗保健视为一种服务而非权利，并认为所有治疗都是消费者的选择。这对作为一种共同利益的免疫接种来说是个问题。比如，每一个未接种疫苗的孩子不仅仅自己处于危险之中，还会对任何尚未接种的婴儿构成风险。个人主义盛行，再加上希望被倾听和认真对待的合理需求，孕育了对疫苗的不信任。对疫苗的犹豫不决曾经是一个育儿问题——仅限于在诊室里讨论。而现在，它被活动分子拿来利用，在社交媒体上高度渲染。
Larson 提醒说，为了维护疫苗接种的社会效益，必须对新的公众情绪做出回应。“如今，我们处于这样一种矛盾的境地：拥有高效的疫苗，但公众却心存疑虑。”她说。仅仅告诉人们疫苗对预防疾病多有效是不够的，在世界上一些幸运的地区，这听起来就像是一套理论——这些疾病不是发生在久远的过去，就是发生在遥远的他方。相反，研究人员和公共卫生专业人员必须着眼于疫苗接种体验：这整个过程包括从生孩子、与家人和社交圈讨论疫苗，到选择是否给孩子接种疫苗或在以后的生活中，让他们自己接种疫苗。
谣言和错误信息
Larson 根据不同地区的历史实例，研究了关于疫苗的谣言。从 19 世纪反对天花免疫的示威***到 21 世纪尼日利亚抵制脊髓灰质炎疫苗接种的运动，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充满恐惧、怀疑和风险评估的社会世界——这些因素都会影响行为。Larson 写道：“数字媒体无疑对风险的社会放大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在这场异议的浪潮中，罪魁祸首不止一个。”
我的研究支持她的立场，研究表明了错误的健康信息可以多么迅速地改变人们的行为。在 COVID－19 大流行中，美国总统特朗普毫无根据地声称羟氯喹可以治疗新冠病毒感染之后，这种抗疟疾药物的市场需求大增。对新冠疫苗的需求将是巨大的，然而一些人仍然会拒绝接种，让那些因为其他健康问题而无法接种疫苗的人面临风险。
Larson 解释说，我们的身体对疫苗信息的反应方式，往往与疫苗本身的属性无关。心因性反应可能包括昏厥、痉挛和勉力呼吸。具体不尽相同，但一旦这种反应被公开化，它就会在新的地方出现。例如，当女孩发生抽搐的视频在社交媒体上传开后——据称是在接种了人乳头瘤病毒（HPV）疫苗后，哥伦比亚的一个小镇出现了一波很可能与免疫接种有关的住院潮。调查的结论是，相关身体症状并非由疫苗引起，而是源于恐惧和焦虑。当哥伦比亚总统宣布这一调查结果时，激愤的民众对HPV疫苗的怀疑却不减反增。
情绪传染也会左右人们的态度。人们之所以分享所谓的“疫苗有害”的谣言，还因为他们担心或者愤慨于对牟取暴利或对民众进行政治控制的指控。最后一种担忧拖累了全球消除脊髓灰质炎的运动；它也是美国话语的一部分。
数字野火
任何一本关于疫苗现代史的书，都不能不谈 MMR（麻疹、腮腺炎和风疹）疫苗会导致自闭症这一欺诈性说法对公共卫生造成的可怕影响。Andrew Wakefield 这位医生因 1998 年对 MMR 疫苗与自闭症之间关系的研究——现已被揭穿假相——而辞职。Larson 展示了 Wakefield 的崛起如何与新型信息搜索工具的发展密不可分。她指出了当代健康运动中未被充分研究的一面：互联网的日益普及如何让人们可以打破距离阻隔、分享经验。Wakefield 的理论开始像病毒一样复制传播。Larson 写道，它是“一种简单、可重复的对发酵中的焦虑的确认”。它成为一种模因（meme），像“数字野火”一样传播，导致这三种危险的疾病死灰复燃。
为了打败错误信息这条九头蛇，Larson 呼吁科学家们让公众真正地参与近来——公众的参与应该从研究议程的设定开始，并在新的关注点出现时通过公开对话继续展开。她指出，科学传播往往沦为营销和口号，而不是倾听和融合公众辩论。对于疫苗的犹豫不决既是一个虚假信息泛滥的问题，也是一个尊严问题：在公众对权威越来越不信任的情况下，个人希望自己的选择得到尊重。
Larson 的结论是，要想提高疫苗的接种率，就必须激发公众相互保护。她把免疫接种称为“现代集体主义与合作的最大全球实验之一”。特别是在 COVID－19 时期，她的研究帮助我们了解到，事实只是整块拼图的一部分。社交媒体公司再也无法回避其技术在制造不利于公共利益的异议方面所扮演的角色。
从 Larson 的书和我自己的研究中可以明显看出，为了对抗对疫苗的犹豫不决，医疗专业人员、记者、民间社会组织和技术专家的广泛联盟必须制定一项挑战错误信息的计划。如果不去研究错误信息如何上升到搜索引擎的顶端并在网上传播，也不去制定阻止这种传染的策略，那么疫苗将继续分裂社会，而不是把人们团结起来对抗共同的威胁——在我们最需要疫苗的时候。
原文以Vaccines stop diseases safely — why all the suspicion？为标题发表在2020年7月22日的《自然》书评版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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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 10．1038／d41586－020－02192－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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